昨夜十点左右，在办公室推了我的小折叠车下楼，门口的保安同志一脸正气地跟我讲：“你以后不要把车子推进来！”，我问为什么，这位同志继续讲：“我们有规定！”。

我诺诺的走了，心中却腾起一股怒气，顺脚踢了一个停车锥。心想：你不就是个新来的嘛，我才不跟你一般见识。

其实早些时候我已经遇到这种情况，我上网查了武汉市的建筑标准，这个楼至少要提供1000个自行车停车位，但是只要你在这个国的城里走过，你就相信这不是现实。

我不能怪这个新来的，至少这个规定在我这里不起作用，惹急了我还真想拉个横幅，叫俩记者闹一闹，老子怕谁？！

我很年轻

有人也这么告诉我

告诉我年轻的人已经不再年轻

不再年轻的人告诉我年轻的时候要想事儿

只是，想了事儿不一定要说出去

我很年轻

其实我并不像标题那句话一样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对我来说，走一两天的路也是一种调节，比较集中的看一些有趣的现象，跟看电影片花差别也不大。但是对于一个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我还是很想转载一篇用文字做了精细描述的2010上海世博群丑图，有句话叫“孩子哭了抱给娘”，孩子要是丢人了算他爹的，可惜中国人只有伟大的娘，没有爹啊！

上海世博会，又一个属于中国的时间。在展现城市文明的同时，这个横跨浦江两岸的巨大园区本身就是一个存在184天的微型城市。游客将与现代场馆共同构成这次展示。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行走在这个临时城市里的游客却正在让这个系统濒临崩溃。

失控的“热情”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两个月前，阿娜斯塔西亚对上海世博会充满了期待，而如今，她的心情却比上海连绵的梅雨更加糟糕。

这个来自白俄罗斯的姑娘和她的同事们正在目睹一场“灾难”的发生——他们的场馆越来越像一个动物园。中国游客们在场馆里大声喧哗，接打电话，拿起相机对着每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狂拍。“有时候，中国人一手猛拍着桌子，一边对你喊着嘿！嘿！嘿！他们想喊我合影，却让我觉得自己像只被围观的猩猩。”最令阿娜斯塔西亚难以置信的是，几天前，一位中国老太太甚至放任她的孙子在场馆的正中央拉了一坨大便。

处于震惊和崩溃边缘的并不仅仅是阿娜斯塔西亚。

在古巴馆，Shela Borges Glez见到了令她不解的一幕。一开始，她们在墙上划出一小块区域供游客留言，但是，只用了两天不到的时候，汉字就像蝗虫一般疯狂地覆盖了整个场馆的墙壁。中国游客的热情程度显然令这些加勒比海居民猝不及防，甚至连Shela的办公室都不能幸免，在玻璃门上，中国人写满了“XX到此一游”和“XX我爱你”之类的字样。在数次清理之后，Shela和她的同事放弃了努力，每次擦完不久，中国人又将攻占他们的玻璃。他们只好贴出“禁止往墙上涂画”的告示，以这样的形式为自己一开始的错误决定埋单。

世博园里发生的这一切，就上海的雨季一样，无休无止，令人心生厌倦。

埃及馆的Tahany刚刚从开罗飞到上海来接替她同事的工作，那位好心的前任馆长提醒她“一定要看好我们的石头！”场馆里摆的雕像都是公元1000多年前的文物，其中包括有“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巨像”和“爱神柱”之类的珍品。

这些从开罗运送过来展品大部分没有加装防护罩，“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会去摸文物，因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很快，埃及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不得不放弃原先安排的工作，他们每两个人守着一处雕像，并拉上围栏，阻止每一只靠近的手掌。一个中方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埃及人迅速地学会的第一句汉语不是“你好”，而是“不要摸”，每天念咒般地重复上百遍。

在捷克馆，游客们一度像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德国国会大厦一样纷纷爬上圣约翰·波穆克的青铜像，直到铜像被护栏围了起来。在孟加拉馆盖章，一位黑人工作人员面色冷竣，机器人一般地只重复说一句话：“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很多外国场馆工作人员对中国的好感被冲刷殆尽。

“他们刚到上海的时候，看到那些宏伟奇特的展馆，都是‘Wow’的惊叹，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而在见识了中国游客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讨厌中国人。”和那些面对人山人海的中国不知所措的朋友们不同，阿娜斯塔西亚算是半个“中国通”，她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梅芳”。然而在学习汉语三年以后，她突然发现不知该如何向自己的朋友解释这样一个复杂的中国。

在梅芳的朋友里，很少有人像她一样游历过中国贫穷的乡村和小城镇，更不用提理解眼前这些操着各类不同口音的人做出种种“失礼”举动的原因所在。“我经常告诉朋友们，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

但即使是梅芳，也很快失去了耐心，她的眼睛在无数次突如其来的闪光灯照射后开始干涩胀痛，有一天因为制止游客插队，一个中国男子用地图狠狠地拍打了梅芳的手臂，这次袭击让她委屈得哭了起来。在中国小孩在场馆中央大便之后，白俄罗斯馆终于用巨大的围栏把中央的圆形场地围了起来。

守不住的场馆

作弊与反作弊，破坏与反破坏，偷盗与反偷盗，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当 “梅芳们”在场馆里焦头烂额的时候，蔡雯俊和她的同伴们也在人潮中努力站稳。她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是世博文化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很多时候她被调配到北门疏导人流，在这个出口，人群被分成两队，一队通往六楼参观，一队则直接出馆，两个队伍中间用隔离带隔开。很多时候隔离带和志愿者的引导被视若无睹，只有在发现走错了之后游人才返过来要求志愿者让他们原路进馆。“他们既想不受控制地乱走，又丝毫不愿承担走错的后果。”

连不明国情的外国工作人员也很快明白，“过度热情”已经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除了不讲礼貌和规则，更多千奇百怪的状况从第一天开始，从场馆的入口处，就层出不穷——一位法国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的几天他们像目睹奇迹一样，看着那些从绿色通道坐轮椅进入的游客一进馆就纷纷站立起来行走。

破坏规则的好处显然十分诱人——当别人还在排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队时，绿色通道上的人员却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进馆，而且还能捎进一个“护理人员”。在一些场馆门外至今可以看到为数甚众、真假莫辨的残疾人排起长队。

“有一次，一个有着强壮肱二头肌的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很疼似的紧紧握住自己的手臂，却告诉我们他患的是小儿麻痹症。”一个在沙特馆门口协助维持秩序的志愿者说。一些明显已经接近10岁的孩子被父母安排坐进了婴儿车，以此换取不排队的特权。

在经历了最初阶段完全开放的姿态之后，很多场馆开始小心调整收缩他们的策略。所有试图由绿色通道进馆的老人、孩子和残疾人都被要求出示相关的证件，一些明显有作弊行为的游客被挡在通道之外。

但这只能挡住一部分人，精明的游客们依然能够掏出各类红绿缤纷的证件。有的家庭为了让一家老少都能通过，在场馆门口精心商量着如何分配手头的老年人身份证、残疾证和婴儿车。这看起来像是一盘跳棋游戏，任务就是一堆棋子搭上另一堆棋子的顺风车，从而跳到场馆的那一边去。

即使作弊失败，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通常被戳穿了之后游客们还一边大骂工作人员，一边离开，脸上不但没有惭愧，反倒对我们有不通融办事的鄙夷”，一位来自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愤怒地说。

进入场馆内部之后，游园狂欢才刚刚开始。在捷克馆，一个名为“捷克明珠”的视觉装置吸引了游客围观，这个由5个巨大玻璃面组成立体屏幕璀璨明亮，令观众仿佛触手可及。开馆之初就不断地有游客用脚磕打玻璃，他们只是想知道屏幕到底是不是玻璃做的。于是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被派在此处专门制止人们的破坏行为。

在摩肩接踵的嘈杂环境里，偷盗与反偷盗，也成了一场每日上演的拉锯战。

在泰国馆的最后一个参观环节是放映一部3D的电影，场馆内的设施会随着电影场景洒水和喷施香气，显然十分钟的尖叫体验令很多观众沉醉其中，于是，他们决定趁混乱把3D眼镜捎回家去。

泰国馆的解说在每场电影结束时都会向游客们恳求：“这个眼镜在家里看电视是不会有3D效果的，我们的眼镜已经越来越少，请您不要拿走。”但结果令人无奈，泰国馆馆长Saranpat Anumatrajkj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馆内的3D眼镜每天以5%－7%的速度丢失，“每放一场电影大约会损失10个，而我们每天大概会放50多场电影。”

在中国铁路馆，3D影院的200多个座位如今只能坐100多人，原因是3D眼镜被偷到只剩这么多了。

香港人似乎对3D眼镜遗失的可能性有更充分的预判，他们直接在眼镜上贴条形码，在场馆出门处设立安检门，任何试图带眼镜离开的人都会引起机器的尖锐叫声。 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安检门因此每日鸣叫不已。

比眼镜更小的物品更适合被带走，在波黑馆，狭长走道上的液晶电视上的8GU盘被游人尽数拔光，最后馆方不得不把数据盒藏起来，通过USB线再连接到电视上。

也有人尝试更有挑战性的目标，6月27日下午，波黑馆的两名中国游客从严密封闭的玻璃壁橱里成功地偷出几件嵌有珠宝的首饰，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幸运的是另一位游客在离馆前及时地举报了他们。

盖章族的围攻

“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中国人自己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一两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世博会的主题曲应该是一片笃笃笃的敲章声。”突尼斯馆的Anis Basti调侃道。世博护照，这个起源于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的玩意儿从来没像在中国这么火爆过，这令他根本无法理解。

围绕世博会赚钱的黄牛们开始提供盖章服务，游客只要在门口等待，黄牛入馆盖章，最后收取一笔数十元的手续费。

场馆有冷热门之分，而在盖章这一事情上，每个国家的场馆终于实现了“平等”。在只有6个房间的乌拉圭馆，为应对盖章的人流，其中一半房间被改成了盖章专用房。在泰国馆，铜、木、橡胶等各类材质的印章则被悉数敲坏。

中国游客的狂热在盖章上终于全面爆发。在丹麦馆，游客为争夺印章而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这被拍成视频传到了网上。爱尔兰馆的印章被当场抢去，原因是工作人员拒绝为同一个人盖数十本护照，于是游客决定自己动手，最后爱尔兰工作人员不得不报警。

拒绝这些长时间排队的中国游客的盖章要求时常要冒一定风险。“死爱尔兰鬼”、“死丹麦鬼”、“死法国佬”……各种口音的咒骂足以令人崩溃。

Shela 所在的古巴馆干脆将盖章台移到场馆外面，并用铁链将章子链了起来。更多场馆把印章收了起来，不再提供盖章服务。在白俄罗斯馆，工作人员同样挂出了纸牌，上面直截了当地写着“没有章”。“他们做的就是盖章盖章盖章盖章，根本就不看我们的馆”，一位挪威馆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上海电视台的摄像机时忍不住痛哭。

泰国的Saranpat告诉记者，盖章的人群不时地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最后他们干脆把印章放在桌子上让人们自己动手，导致的结果却是更加混乱，中国人自己竟然也打了起来。打斗密集地持续了两三天后就没再发生，因为印章也被偷走了。

Saranpat很不理解，他们的场馆设计用很多技术手段设计了逼真的互动体验，依然有很多中国人进来只是盖个章，然后就匆匆寻找出口。

对这一点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一位经常出入世博园的上海本地记者说：“其实世博会更像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游乐园，人们来这里玩耍，心态和旅游没有区别，那些代表现代科技走向的技术既没人懂，更没人看。”

而“盖章”则不一样，这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文化。有一次，白俄罗斯馆要送一个平板小推车进园区，最后盖了十多个章才获得批准。每一次填写表格，都是疲于奔命地在楼上楼下四处寻找那些手握印章的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系统，所有人在找人办事。在我们国家，一个章就足以通过所有审批。”梅芳无奈地说。

失去尊严的地方

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每一天发生的零星不快，并不足以阻止游人的到来，相反，在开园初期遇冷之后，每天游客数量都在节节攀升。每天游览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每天20几万人上升到现在的45万人以上。

顾晓芳是江苏一家国企的员工，6月初她被单位组织前往上海参观世博。在人满为患的沙特阿拉伯馆，她看到很多散客因为长达5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而瘫坐在地，这个过程中大人们没有机会上厕所，小孩子们开始随地大小便，有的人开始打牌玩游戏机，更多人无所事事。这样的场景让她想起了恐怖的春运。

闷热潮湿的上海加剧了人们的烦躁。上个月德国媒体报道，一群筋疲力尽的排队游客终于情绪失控，他们在场外齐声大喊“纳粹！纳粹！”，以致于德国馆不得不向园方要来了更多的保安。

顾晓芳认为网络上把园区里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都归结到游客身上并不公平，在她看来，超长的排队使人们失去了尊严。“园区可以修得很大，蛇形栅栏可以设置得很弯很长，人们的耐心和体力却是有限的。”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很多时候园区和游客需要共同改进，比如世博文化中心的6楼有几家餐厅，前来就餐的人可以由餐厅人员带领直接上楼，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途径可以订餐。蔡雯俊和她的同伴做过尝试，他们试了包括查号台在内的各种方法都没有找到订餐电话。“我们都联系不上的话，游客更不可能了，最后他们肯定就要开始抱怨。”

来自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刘永生是该校志愿者在中国馆的带队老师，她认为在排队两三个小时后人会极端疲惫，场馆方在设置上可以更加人性化。她举例子，在中国馆南广场排队的游客通常比较长，平时尽量安排到伞亭处，如果遇到天气炎热的情况，就把队伍再往里放，一直排进手扶电梯，“让游客觉得毕竟是进馆了，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然而陆续增加的旅游人数，无疑还将对园区公共服务构成持续挑战。公共汽车站大部分时间人头攒动，尤其是世博大道线上的乘客时常需要分流到过江线上，再从就近站点步行到达场馆。

就在顾晓芳参观世博园前后几天，世博局发布的旅行社团队入园预约情况信息显示，6月4、5两天的预约团队数共达到9152个，预约游客人数共达35.35 万人次。截止5月底，世博局票务中心提供的数据，已售出的3771.2万张票中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团体票，而其中大量是单位采购的“福利票”。到上海看世博在很多地方更像是一项任务。一位在重庆工作的女士因为害怕拥挤的原因拒绝参加世博，而被所在工作单位罚款1500元。

中国成人礼

世博会不止是拍个照，盖个章，不理解世博真正的含义，无以理解现代化。

在园区的许多角落，游客似乎正在让世博会走向尴尬。在靠近美国馆的吉野家，欧洲广场附近的肯德基餐厅，在公交车站，不时可以看到冲突的人群。人们因为碰撞、排队、踩脚而爆发了各类口角。

成年人们看起来兴奋而富有激情，同时像小孩一样易怒。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周边的江浙一带赶来上海，心情迫不及待，然而从每天早上排两小时队进园开始，这一天的游览就注定是一个极费体力和耐心的工程。

阵雨不时地袭击人群，在那些拥挤的队伍里，撑伞的人们互相把雨水滴到周围人的身上，然后开始了互相指责。6月27日早晨7点钟开始，南方周末记者体验了一次两个半小时排队入园的经历。游客的争吵从未停止。两位来自香港的游客在队伍中为人劝架，他们对园方表示不解：“明知道每天队伍都这么长，上海最近又每天下雨，为什么不多盖一些遮雨棚？明知道每天好几万人等着入场，为什么不把开馆时间提前？”

精心建设对比走马观花，在世博园这个微型城市里，人与城市的不匹配成了目前为止最大的尴尬。

在志愿者蔡雯俊看来，世博会让很多人聚焦在一个空间里，很多问题就会放大凸现出来，这并不是世博会的问题，而是人的素质问题。在大部分行色匆匆的游客的理解里，花160元人民币进园就是享受服务的。在应聘上海世博志愿者时，蔡雯俊曾经怀揣着不错的预期，“我们对游客提供了帮助，他们应该会是感谢的态度，结果他们经常喊我们服务员！”

在集中逛了几个热门场馆之后，顾晓芳和几位单位同事便放弃了继续参观，“说实话，都是看个热闹，什么高新科技真的看不懂。”他们围坐到高架步行桥下一边打牌一边抱怨这里一点都不比普通游乐园好玩。

“四十年前的日本大阪世博会参观者突破6000万人，日本一半的国民参加并见证了那场盛会，其成功的举办被公认为是日本国家现代化到来的标志。而上海世博 会的价值正被低估，一个本来应该是全民科技的盛会正在成为一个的只是养眼的景点。”一家上海媒体评论说。

6月26日傍晚，梅芳坐在白俄罗斯馆的角落里，这份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尽。她开始怀念在北京的生活，她回忆起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愉快经历，“所有事情流程顺畅，每个工作人员会讲英语，没有观众会袭击你……”

有时候她也在沮丧中表达了理解：“我知道你们有过三十年的封闭，人们的价值观被推翻并重建，就像苏联时候的我们一样。”这似乎正是她理解中国人行为的机缘所在，面对她那圈已经厌烦中国的朋友，她说：“如果只到了上海和北京，那你就没有真正到过中国，更多的地方不发达。这里有坏人也有好人，有时候他们只是因为还不富裕。”

这一天傍晚，在雨水和排队双重考验下，游客们已经筋疲力尽，人群东倒西歪地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一场盛大的花车游行让他们重新兴奋起来。那是一场连绵细雨之后的移动演出，远处是吹奏着西洋乐曲的铜管乐团。近处的一辆花车上京剧演员们京韵婉转，围拢而来的游客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在雨后的阳光下，演员们水袖挥舞，华装闪亮，那样的场景宛若盛唐。

高铁票价虽高，但上座率低，特快列车夕发朝至，是民工们的首选，便宜，相对实惠。

但是为什么大肆减少特快，增发高铁呢？甚至特快只有一趟了。

我想，可能有这么一个原因：特快少了可以减少民工的流动性。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如果哪位高人把近几个月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跟特快的停开做个对比应该是可以发现一些相关性的。

昨天在独立书店QQ群上讲豆瓣的小组到主办方，再从迷你站到小站，另外一个方向上，作者、歌手、编辑都进来了，于是他们开始发表作品，目前比较难的大概是导演了，不过我想也不会太远，比如一些独立电影会更积极的利用这个平台来做推广，北京的一些剧场活动的主办者们也在这里。

这大概就是豆瓣网的全媒体出版战略的轮廓了。在圈里人争来争去的时候，豆瓣一直寻求着改进，慢慢融入我的生活，改变我的生活。我已经不能没有豆瓣了。希望豆瓣更好，但也别走太快，从小组到小站的过程，也会失去一些联合，也许将来会出一个垂直的频道吧，比如《独立书店时报》之类。

偷偷地告诉你，打开音箱或者戴上耳机，你正在听的就是开心果儿童音乐电台！

再偷偷地告诉你，开心果儿童音乐电台的收听地址是：mms://kaixintv.tongnian.cc/kaixinguo

如果你想继续了解开心果儿童音乐，请点这里。

今天上午9：00到10：40，由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大型公益节目《开学第一课》，将在央视一套播出。教育部发文通知，全国2.2亿中小学生集中组织收看该节目。

这已经是第三届《开学第一课》，今年的主题是，“我的梦中国梦”。希望通过节目启迪全国中小学生拥有梦想、实现梦想，最后所有人的梦想汇聚成中国梦，从而启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新力，坚定信念，倡导孩子们勇于追求梦想，努力实现梦想。

节目还请来了李连杰、马云、试飞英雄李中华、袁隆平、成龙等社会知名人士成为“开学第一课”的“辅导员”。

先看什么是公益：公益在五四运动后方才出现，其意是“公共利益”，“公益”是它的缩写。最早的大家用例见于鲁迅的文章。鲁迅《准风月谈·外国也有》：“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洪深《少奶奶的扇子》第一幕：“王太太有两位姓张的内侄女，很热心公益，在霞飞路一个什么妇女改良会尽义务。”公益的提供方是主动地，但他没有权力别人被公益。对于公益机构来讲一般特别强调它的非政府性。

那么教育部作为官方机构出面，其公益性质就不好讲了，顶多算作公共，而央视做公益你相信吗？其实事情很明白，紧跟的那句教育部的通知就自揭其本质了。正如不能强制流浪汉去社会福利机构接受救助一样，公益的课当然也不应该强制给孩子们上。这是一种倒退。

“一”的教育很危险！

当然，让社会人士进入校园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教育权也应该包括选择什么教育的权力，即选择让谁进校园的权力，这个权力应该交给校长和家长们。

有位定居澳洲的朋友回武汉来处理一处房产，2002年购买的时候因房地产商的问题没有办理房产证，而现在由小区物业组织的三轮集中办理也都过去了。按理说，需要哪些证件资料，走什么流程应该已经是清清楚楚的事情了，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物业的同志讲这事儿要问领导。他那里最大的领导就是一位某主任。

于是，在这位朋友的第一波询问中，第二层关系已经开始建立了。当然，这还没到房产局这类政府部门，于是接下来要发挥想象，把她的亲朋好友遍历一下，终于找到与政府说上话的人。终于，材料递上去了，算是进入了流程，接下来大概可以公事公办了吧。

我在想，是不是很多人真的这么无聊，而SNS也只是这种无聊的一种新的技术形式，其内在逻辑是差不多的。但是技术给人带来了希望，假设所有的这种线索都数字化了，那也方便，上去一查，系统给你做一个广度遍历，最多做到第六层的时候，就可以给出几条路径，你挨个去试试就行了。反正总能跟那位一辈子都可能只招呼这一次的某位同志搭上边，吃上饭。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想减少这种六度的应用，直接上来公事公办，那就要丰富我们这些公务员同志的生活，让他们不再无聊，不在别人心急火燎的时间和地点玩这种六度的游戏，这就是一种和谐。比如让大家放下工作一起出来跳跳操，打打拳，这种集体行动有利于扩大他的交际范围，而且更有效率，我建议由市政府建立广泛的联谊机制，财政局今天和文化局的一起跳操，明天和公安局的一起跳操，把和谐进行到底。

大熊猫“伟伟”来武汉两年了，明天就是它的5岁生日，大概武汉已经给伟伟过了两个生日了，不知道它是感到幸福，还是感到幸福，还是感到幸福呢？

大熊猫“伟伟”是从四川来武汉的，不满3岁就来了，算得上是背井离乡，而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2008年那场大地震。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叫汶川，那个日子叫5·12，那里有八万多同胞罹难。

而我们，明天要为大熊猫“伟伟”过生日了，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连一个猫熊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它的老乡，我们的同胞，曾经有名有姓的，至今却没有了名字。

我们为什么要给大熊猫过生日？我们为什么要拉上孩子去给熊猫过生日？我们为什么要拉上孩子去给看上去可爱实则凶猛让你无法靠近的大熊猫过生日？

为什么？

2010级的新生快要到校报到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开学典礼，再往后就是金秋艺术节，还有各个名牌企业的招聘会。武汉大学人文馆的报告厅总是个热门的地方。

这个报告厅的设计很别致，进了人文馆分两侧下楼梯，报告厅是下沉式的，依坡而建，算是秉承武大老建筑的遗风。然后经过一个狭长的通道来到报告厅内，举目一望，这个地牢好大个儿。人少的时候你觉得还挺亮堂的，但一赶上像德芙巧克力这样的单位的招聘会的时候，来领小礼品的同学特别多，那里面顿时热腾了起来，空调的作用显然是微乎其微的，人挨着人，蹲在地上就起不来。

记忆也就是这样的，每次逃出来了就会庆幸，但每次想起，那种后怕才叫揪心。我曾经为我自己的生命担心，担心那个人文馆报告厅会着火，我每次都拿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冲出来。现在，我为我的学弟学妹们担心，生怕他们不知道那里的可怕，让那“让校长先走”或者“让董事长先走”的声音再次出现在人间。

武汉大学现在有个博士沙龙，我想里面一定也有建筑学或者什么沾边的博士参加，我想给他们出个题目：如果人文馆在超员150%的情况下发生火灾，全部疏散最快需要多少时间。

再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想过在参加这样的大型集会活动时要求主办方打开消防通道的锁吗？

如果你对这个题目不敢兴趣，你真的要看看克拉这里。

其实我的夜生活很简单，绝大多数就是睡觉！

当然，偶尔也要出出门，这个情况极少，因为实际上即使半夜醒了，除了大马路，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在武汉，连麦当劳、肯德基都不是24小时的，十点就打烊了，而让人神往的星巴克在武汉也只能坚持到十一点，而且那里面的小服务生还会凶巴巴的告诉你，你得走了，不然影响他们打扫卫生。

在网上搜了一下，大概除了KTV和酒吧，真的没什么别的选择。

我只知道，珞珈山大厦的德芭与彩虹书店(右图)是营业到凌晨三点，我最晚离开那里的时间是凌晨两点，算是不错了。

这也难怪早几年有人想在武汉学上海的样子开24小时便利店，最终没几个月就夭折了。

我在想，该怎么找被拐卖的孩子呢？目前所见，基本上就是街头贴贴广告，网上传播一些挂着相关信息的孩子照片，而一直以为我都没办法判断这样的信息是真是假，甚至有些讨厌这样的信息出现，事实上，如果这样的信息没有一个集中的地方可归集，一方面可信度降低，一方面确实对某些QQ群正常的主题交流造成了干扰。

我进行了简单的搜索，一些公安局的网站设置了类似的栏目，比如走失人口查询，北京公安局就有这样的数据库。问题是，被拐卖儿童经常是跨地域转移的，这个事情应该由公安部或者民政部之类的中央部门来做。全国联网的网上追逃已经普及了，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能做呢？当然，前者是警届内部的信息共享，但拐卖孩子的人贩子才不会跟你共享什么信息，也唯有开放式的系统才能有效。

或者有人这样做了，或者有很多网站已经被关了，我还是想作为一个信息工作者，我能找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帮助他们，为这个世界减少一些失子之殇，如果我做了，我大概会启用这个域名：http://shang.sincebirth.space（失子之殇——中国大陆走失儿童开放信息库），如果你赞同这个方案，请在本文后评论留言。

还是说复旦大学招生那事，是困境吗？未必。

我有个想法，其实大学教授也可以开私塾，那个学生一年还是交那么多钱，在教授们身边租个房，把学费给这几个老师一分，虽然可能不多，但你不是喜欢他吗？权当给潜力股投资啦。

大学，开起来太难，但曾经可能没这么难。我们不能只有受教育权，还应该有教育权，就是我主张什么教育的权力。那些可敬可爱的教授们大可以尝试一下，收了这个弟子，开一个先河，我想，怎么也是个美谈。真想要文凭，过几年直接推荐了去德国的什么大学拿个博士文凭回来，岂不美哉。

有兴趣的回头看看：邹恒甫教授谈留学事宜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0MjAzNDg=.html（友情提示：跳过前面30分钟，原谅他吧，那是位党委书记）

呙中校(博客)到《亚洲周刊》的时候，回过一趟武大，我还有幸与之相见，除了健谈之外，其实也是一个看似普通的人，今天翻开枣报，又见其名，原来这哥们又发话了。

按我的理解，这文是说明深圳的市民的，告诉他们，话语权是说回来的，权利是争取来的，未来的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错过了这么多机会，但以后的日子尽量抓住就会变得更好。如此，这话也就不知说给深圳的市民，还认可了其他省份的一些公民，他们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横向一比，效果尽显。文章不算特别长，有功夫就好好看完，不错的一篇回忆录。

来源地址：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73&id=6405099

深圳，改革之问

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舞台上，没有几位改革者能够像邓小平这样成功——成功地把十几亿国人民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贫穷带向富裕，成功地在三十年内让一个贫弱的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并有了大国崛起的梦想。这一切在三十年前都难以想象。而与邓小平改革开放相伴随的一个词就是“深圳”。深圳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前沿阵地，深圳的成功也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最有力的证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深圳已经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图腾，也因为如此，深圳这个南海边的城市，一度曾想改名叫做“邓小平市”。
的确，在中国，只有深圳才有资格叫这个名字。在深南大道（这条深圳的主干道也被建议改名为“小平大道”）邓小平画像前，有人献花鞠躬，有人焚香磕头，也有人对着微笑的邓公痛哭流涕，诉说着自己难以理喻的遭遇……然而，在这个邓小平一手设立的经济特区，邓小平的身影已经悄然远去。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在这个纪念“改革”的年份里，我们可以在深圳的街头看到无数“改革开放”的字眼，但在深圳的报纸上难以读到真正的改革意涵：

2009年深圳开始大部制改革，但是改革近一年，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仍有20个副职，而在内地湖北的改革中，早已实现财政与编制政务在网上公开，较好解决超编问题；深圳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但近年却简单合并同类项，“换汤不换药”；
2008年5月深圳大张旗鼓宣布将进行区长差额选举，三年内市长直选，但是到现在两年过来也未见什么动静，而在2008年的3月南京就已尝试区局级干部的差额选举；

1988年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住房制度改革，但是到22年后的2010年，媒体曝光深圳不少公务员占用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在第二次保障性住房初审合格家庭公示名单中，至少299户有成员在政府机构工作，有些家庭甚至多人同为政府机构人员，还有不少人住在豪宅”，而具有豪宅地段和规格的侨香村经济适用房将以5000元以下的低价卖给公务员，更让全国人民惊诧不已；

2010年深圳两会宣布施政目标之一是，全市GDP在2015年赶上新加坡，并详细向媒体认证2015年完全可以达到目标，而与此对应的是2008年无锡市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取消了GDP考核指标，河北、湖南、四川等地也陆续宣布淡化GDP指标；
相对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徘徊不前，近年来深圳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有一系列的动作，尽管深圳市在文件上突出强调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对社会工作给予强烈支持，而且还聘请香港资深社工过来督导，借鉴香港经验，不过去年底以来深圳社工被曝拖欠、克扣工资，社工流失现象非常严重，人们对深圳的社会改革的印象也大打折扣。在去年下半年深圳社工以不签劳动合约、克扣工资为名将深圳社联社工服务中心告上法庭后，今年8月深圳再爆社工机构违法事件，入职两月才签劳动合同，而且社工中心在未与社工协商情况下，私自订立劳动薪资，以欺诈手段让社工签字。

不难发现，最近几年来深圳的“改革”要么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要么是不能改革或者不敢改革，要么是不再具有开创性的改革，要么是落后于全国一些地方的改革形势……在判断深圳改革的发展趋向上，我们还可以将这些状况理解为深圳改革的沉寂期或者调整期，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足以让人们对深圳的改革丧失信心——
8月初，深圳福田区未经合法程序，强拆合法有效的户外广告，导致一些广告主在市委门前上访拉横幅。深圳的改革就是以培养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为目标，而市场经济就是讲规则、守合约的法治经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一再对深圳未来的改革提出法治化方向，2008年3月30日至31日，汪洋到深圳调研时要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方面走在前列”，今年1月他又在省两会上提到“一个法治化的环境才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
显然，无论是深圳社工机构违反劳动法，还是深圳福田区肆无忌惮砸掉广告牌，都是公然践踏市场经济的合约精神，他们不仅砸掉深圳未来改革的法治“王牌”，也砸掉了深圳改革开放的“金字招牌”。

三十年后，人们在质问：深圳的改革是否走到尽头？

深圳改革的两翼

三十年来，在深圳的改革过程中，有两种力量自始至终贯穿其中，一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力，一是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深圳改革的成功，是两种力量协调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力量，就像两只翅膀，推动深圳经济起飞，创造深圳神话般崛起的奇迹。1997年，邓小平病逝，深圳顿失恃怙，深圳改革的拐杖自此丧失。而2000年以来，对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声和力量，深圳充满疑虑和恐惧，甚至不惜打压，自残般地折断了另一个翅膀。

对于深圳的主政者来说，既然是特区，改革就不能回避，但如何妥当改革则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与八十年代的改革不同，当时的改革者都扛着中央的尚方宝剑——那时候深圳的主要领导都是中央直接派下，授命直奔改革的使命而去，但在九十中期以后却都是从广东省下来。这种微妙的变化让深圳人感到有所失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九十年代以来深圳在中国改革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地位下降，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主政者的风险考量。

即使是扛着尚方宝剑，八十年代的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从改革伊始到九十年代初，无论好坏，无论成败，围绕深圳的改革就不断出现各种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深圳的主政者自然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不过在每次重大争议的关口，最终都有改革的最高权威来为深圳说话——1984年和1992年，邓小平曾两次肯定深圳的改革成就，尤其是在南方讲话中以三个“有利于”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关于深圳特区和改革的性质也就不再有争论，保证了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进行。从这个意义来讲，邓小平不但是深圳的造物主，还是深圳的救世主。邓小平在深圳人心中的地位之高之神圣，就是这样确立的。邓小平这样的权威一言九鼎，使深圳前十几年的改革有了自上而下的权杖，深圳改革的争议越大，这种作用就越明显。

然而，邓小平的离去使这一切发生改变。深圳失去的不仅仅是改革的精神象征，而且失去了改革的坚实拐杖。一方面，不能意识到改革内涵上的转变，深圳在九十年代后期逐渐丧失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因为改革失去仰仗，在各项改革上畏手畏脚，碰到问题绕道走，矛盾也就因此越积越多，后面的改革也就越来越困难。

更严重的是，失去自上而下的拐杖，也让深圳改革的另一只翅膀失去支撑——对于自下而上的声音和力量，深圳缺少来自上层的权威性认可，也就不能从历史高度去把握，疑虑，恐惧，最终扼杀……

被忽略的另一股力量

回溯深圳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无论是主流宣传，还是民间评论，对深圳三十年成就的总结，都强调来自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及给予经济特区的政策优惠，但与此同时，来自市场和民间社会的内生动力也是深圳改革成功的主要因素。

二十一世纪之初，深圳的主政者即已意识到深圳在一系列优势丧失之后面临的挑战与改革困境，试图在政策层面继续得到中央的支持。这包括深圳率先向中央申请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就是人们简称的“新特区”），以及近年向中央申请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等等可以进行改革和创新的 “帽子”。

从改革的逻辑上来看，深圳作为中国作为首屈一指的特区，进行各种改革和创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需要这些形式上的“帽子”吗？事实上，2005年深圳隆重纪念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深圳时即已指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本来就可以承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和使命。然而，从现实的体制背景和改革风险来考虑，深圳需要的不仅仅是戴一顶顶改革“帽子”，而是希望从上面获得改革的“拐杖”。正是这种考量，深圳近年改革模式和过程，都无法回避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

这种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力自然在深圳传奇的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却忽略了深圳发展过程中另一股重要力量，那就是社会内在的变革力量，也即自然而然的、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这种内在的生存发展动力，在深圳过往三十年中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已经创造了无数个深圳奇迹，但是却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市场机制：无形的手

深圳华强北的商业发展传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九十年代中，华强北一带还是制造业的天下，中华自行车、飞亚达手表、华强三洋、赛格、京华电子等制造业均扎根于此。但是21世纪初，华强北却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商贸中心，华强北的电子产品价格甚至影响到全球电子元器件的行情。华强北从上步工业区向商贸转型，始于九十年代中深圳的简单加工业从关内向关外迁移，华强北一带的厂房闲置下来后被市场重新发现和利用。除了电子商品外，万佳超市在华强北的开业，也带动了华强北日用品市场的兴旺发达，销售额媲美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

华强北的这种飞跃式转型不见于政府的规划和计划，而是市场“无形的手”在推动。在一般人眼中，华强北是中国“山寨之都”，是山寨模式的滥觞之地和发展中心，但是他们不知道，“山寨模式”虽有争议，但却是市场机制在中国的一个典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模仿”“抄袭”来否定“山寨模式”，深入研究其形成机理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对于中国其他产业的发展不无益处。

除了华强北之外，水贝的黄金珠宝加工业、大芬的油画村等，在市场机制下都自然形成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产业规模。对于所在的区级政府来说，这些产业的形成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都开始作为地方支柱产业大力扶持，大芬的油画村近年还成为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最为完善，市场机制也最为灵活，因而也更有生命力。这与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有相似之处，一个雨水、阳光充足的地区，各种植物都会努力求生存、争发展，如果有大石头等障碍物压着，只可能使这些植物的生长过程更为曲折，一旦搬开石头，这些植物马上恢复蓬勃生长。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深圳就是率先搬开了石头的那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先天禀赋也很不错——有沿海的地理优势，又靠近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深圳这里内生的增长动力就可想而知了。

更为重要的是，深圳的制造业不但迅速形成规模，而且还在周边地区（包括香港、东莞等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深圳模式在珠三角不断复制扩张，各个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发展的结果，是整个珠三角都成为了“世界工场”。这是深圳内生力量的扩张效应或带动效应，也是深圳过去三十年成为内地学习模仿对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深圳这种市场作用和内生动力，像自然界丛林的生态系统一样，有着自我平衡和自我完善的机制。不过，众所周知，深圳的改革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屡次出现反复，但是只要市场化的方向没变，市场的内生动力就一直存在。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88年深圳突破宪法规定，率先进行土地拍卖，这种自下而上的突破最终推动自上而下的改变，其后不久中国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

因此，有人说，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这话其实不准确，确切的说，中国的各种改革应该是搬走石头的过程，其中深圳和中国沿海地区搬得早一点，搬得快一点。

经济体制改革：有心无力

搬石头搬到现在，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石头都搬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差不多都是“顽石”了，要么是涉及到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成为改革的瓶颈所在；要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比如金融体制改革等。

在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前几年，深圳在金融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和试验，至少可以得到中央层面的默认甚至支持。例如在八十年代梁湘在深圳就提出发行特区货币，与港币和人民币对接，在特区内使用和流通，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表示支持，而且特区货币都已经印出来了，但是因为一些突发因素，特区货币最终束之高阁，未在市面上流通。不知道深圳市的博物馆有没有收藏一张尚未流通的特区货币，我想，这些货币应该是讲述深圳改革的最好见证者。尽管特区货币没有成功，但是深圳当时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创下纪录的。

深圳更能显示特区之“特”的特点是，有些改革中央没有批准，深圳也抢着动起来了。1990年深圳、上海都在筹备证券交易所，当时中央之批准了上海交易所于年底开业，时任上海市长更在纽约公开宣布，但是当时的深圳却抢在上海之前让证券交易所开锣……这也就是深圳“没拿准生证就生了孩子”的一个经典案例。

到了21世纪，深圳的改革都希望拿到“准生证”，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孩子”生下来从另一个方面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经济社会面扩大、改革进入深层次有关，在这个层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哪里能走就走哪里，现在盘子大了，需要科学决策、规范进行，将改革的风险损失控制到最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已经没有了突破性改革的空间，即使有，意义也不大，也就是示范效应减弱，其他地方可能根据本地的经济社会情况采取另一套做法。

改革的意义不大，但是风险仍不小，尤其是改革出了纰漏之后的政治责任更难以承受。八十年代以来到九十年代初的深圳改革先锋，从梁湘、袁庚到李灏，最后都因改革中的纰漏黯然下台。1992年8月深圳新股认购抽签表舞弊事件，导致十万股民聚集在深南大道示威，砸汽车、摩托车并与武警发生冲突，包围了市委市政府到次日凌晨，市领导只能从后院翻墙出来……抽签表事件在深圳金融史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事，对深圳后来的改革具有微妙的影响。事后深圳市领导向中央作了深刻检讨，市委书记李灏黯然下台，市长郑良玉被调走。相比之下，1995年2月23日在上海交易所发生的327国债期货事件，导致中央最后关闭国债期货市场，对中国金融市场影响可谓深远，至今未消，但是最后上海市的领导却没有承担什么责任。

因此，有人认为，虽是特区，深圳与上海的地位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深圳改革出了差错是吃不了兜着走，上海那边却没啥事的。以此而论，越到后期，深圳改革的风险收益比越高，改革者的动力自然越小。尤其在近十几年（甚至再往后十几年）深圳经济发展很好，不必搞什么大的动作都可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何必去搞什么有风险的改革呢？还不如修修路，搞搞形象工程来得简单又实在！

回到深圳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没有中央层面的许可，深圳如何能动起来？以前深圳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获得先行先试的权力，但是在中央提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之后，深圳的战略意义显着下降，金融领域改革的一些先行先试权都纷纷转移到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例如在2009年中央批准上海洋山港率先试点包括银行、期货、保险在内的综合性离岸金融业务，人民银行选址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碳金融试点，等等。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首批城市选择了深圳、上海、广州和东莞，第二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其他地区，都是因应形势需要，深圳并未显得有何特别。因此，在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深圳显得有心无力。

错失转型机遇

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顾虑重重，丧失了改革机会，在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相关的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深圳更是与内生的变革动力背道而驰，错失机遇。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近年来中国的改革方向，已经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从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成为大多数人都富起来，缓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圳本应在十年前就可以为这种转型作出贡献，遗憾的是，深圳忽略甚至压制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不但滞缓了深圳第二轮的产业升级转型，也为今日深圳埋下不稳定的种子。

今年以来震惊全国深圳富士康员工“十二跳”自杀，使人们知道了在经济发达的深圳特区，农民工权益保护竟然是如此之弱。实际上，早在2001年7月，律师周立太代理深圳龙岗一家韩资工厂对56名女工强制搜身案，就已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也因此揭露了深圳在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诸多问题。然而在2001年底，深圳龙岗区司法局以清理“黑律师”的名义，把为打工者维权的重庆执业律师周立太“驱逐出境”。从1996年以来，周立太和他的同伴们办理了四千六百多个工人维权案件，其中一千多件是工伤赔偿案件，一次次改写了深圳工伤赔付的标准。是他，让深圳打工妹的一双手价值从11万元增加到342万元，创造了国内最高的工伤赔偿标准。

周立太成为工厂老板的眼中钉，也被地方政府视为破坏投资环境的罪人，最终被驱逐出境。而那个时候广东省已经提出产业升级转型，而周立太事件则反映地方政府仍出于各种动机，保护低级加工制造业。今年在珠三角工厂广泛出现增加工资的浪潮，富士康接连两次宣布加薪，幅度甚至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很多中小企业反映承受不了，这不能不说是多年低劳动力成本发展的报复性反弹。如果深圳在10年前意识到周立太维权的重要意义，加强劳工权益保护，促使企业改善工作环境，增加劳工待遇，也许富士康的连跳悲剧早就可以避免，珠三角农民工工资待遇也许可以慢慢增长起来，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么被动。

周立太维权本可以成为深圳向追求社会公平转型的一个契机，但深圳对这个机遇的扼杀，不仅使其后来的改革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了方向。2004年李鸿忠主政以来深圳提出“效益深圳”的口号，其实与以前的速度深圳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反映的都是“效率优先”。然而，在经济领域的“效率优先”已经走到了极限，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像配合，已经难以进一步深入了。

尽管如此，深圳经济发展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毕竟深圳已经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也已经成气候，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较珠三角其他地区要小，但是曾经拥有的两大优势正在丧失。一是人才优势，十几年来深圳不仅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深圳白领阶层的工资还呈负增长，2000年时深圳还可以称是全国白领收入最高的城市，但现在深圳白领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比了。与此同时，深圳房价一直高企，高房价的人才挤出效应已经出现，2007年广州媒体《深圳，你抛弃谁》的报道就反映了深圳白领打工者的去留选择。

第二个正在丧失的优势是深圳高端服务业的流失。2009年在海南宣布建设国际旅游岛之际，一直在深圳举办的观澜湖高尔夫国际赛事移师海南，而在此前海南也开始举办帆船赛等国际赛事，而这些运动正是在深圳率先发站起来的，但现在海南借“国际旅游岛”的东风，后来居上。在深圳找不到机会，就向深圳之外发展，这是市场内生力量的本能选择。有人说这是转移，有人说这是扩张，也有人说这是复制，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

2007年11月《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企业大举外迁，是深圳本地优势丧失的一个反映。最近的加薪潮以及深圳扩关对中小企业造成冲击，深圳又面临新一波的企业外迁潮。这是淘汰低端落后产业，还是深圳创业环境的恶化？

虽然处于新一轮改革的门口，但是在短期（两三年）内深圳的外在推力与内生动力都还会纠结在一起，但从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来看，真正能够推动深圳生活向前迈进的还在于深圳的民间社会，在于深圳民间对公民社会的渴望，这也是深圳未来的希望所在。

公民社会的渴望

在中国社会急遽转型的今天，深圳当然还有更多可以发挥自身特色的空间和机遇，尤其是在推动中国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命题上，深圳几乎可以当仁不让。因为深圳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一股公民社会的力量，改变了深圳的社会面貌和结构，也改变了深圳的城市形象和价值体系。这也是一股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

在深圳，年收入介于10万元人民币到6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可称为中产阶层。据深圳房地产界估计，深圳富有的中产阶层人数至少200万。这个庞大的阶层不但富有，而且普遍年轻、有知识，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但是深圳消费的主力军，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领域。

在近年激烈的社会转型中，深圳的中产阶层在公众面前的表现越来越突出。无论从纵向的历史对比，还是从横向的城市之间对比，深圳崛起的中产阶层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新的公民意识，也即深圳人的纳税人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在国内城市中非常突出，如李红光为了向深圳两会提交建议，就曾自费在报纸上做广告。从业主维权、消费者维权到积极参与人大选举，深圳人关注对象从私领域逐步转向公领域，显示自己作为城市主人的存在。

（二）新的价值观念，以自我肯定为主导，既不同于传统的功成名就，也不单纯地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以内在的充实感和满足感来肯定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新的经济概念，深圳企业不简单追求企业规模上最大，也不单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也而是以创新为基础，确立自己在行业内的标杆地位和话语地位，如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虽然不是行业老大，都成为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四）新的生活风尚，在新的价值观念下，深圳人的生活方式体现为内在充实，不但多姿多彩，而且也积极健康，如深圳自助游和自主探险的“驴友”保守估计有数十万人，他们在网上自己组织，不但让个人充实，而且同时进行环保宣传、扶贫支教等活动。其他如车友、虎友、狗友等，在深圳也各自形成自己的大大小小生活圈子。

遗憾的是，深圳主流媒体一直宣扬深圳在技术上的自主创新，而对上述社会上的新观念、新事物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主流话语也有意无意忽略这些公民新意识、价值新观念、经济新概念以及生活新风尚。他们难以意识到，深圳中产阶层表现出来的这种新气象，不但形成“新深圳人”形象，也是迈入公民社会的可喜征兆。

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如NGO（非政府组织）等则是和谐社会的关键。然而，深圳当局不但不能正确认识“新深圳人”的崛起和NGO的发展，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崛起和发展，近年来在业主维权、民间团体自治、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等问题上进退失据，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深圳当局的进退失据一方面是因为以往宁守勿进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则在于“新深圳人”的崛起的确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在中国，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大家都已经驾轻就熟，但对于由下而上的变革诉求则无以应对。

在强大经济力的推动下，深圳日益澎湃的社会力，是推动公民社会形成的中坚力量。如果来自上层的决策，能够响应和驾驭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深圳就有可能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建立公民社会的成功路径。

失去的拐杖在这个改革的历史机遇上，深圳不能再犹豫。事实上，拥有这么多热情高涨、年轻有知识的“新深圳人”，拥有蓬勃生长的公民力量，深圳的改革还在寻求什么拐杖呢？

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多次提到“体制改革”，希望深圳在制度创新上作出新的贡献。当时《羊城晚报》报道指出，温家宝指示特区还要“特”下去，特区特别要大力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按中央的要求搞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

深圳市民也对深圳迈开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寄予厚望，期待深圳藉此开创新的特区时代。然而，由于当前中国不但缺少一个邓小平似的改革权威，而且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地方的相对下降，没有可以信赖的拐杖，成为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最大的顾虑。

近年来深圳一直希望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而且在2005年第一个向国家发改委提交申请，但结果却是上海浦东新区最先获得批准，其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第二家，而至今深圳也没看到希望。对此，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9月视察深圳时说得非常明确：“经济特区本来就具有改革‘试验田’的功能和使命，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国家改革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言外之意，作为特区，深圳在改革创新的空间上其实应该比综合改革试验区更有条件，也应更有作为。事实上，深圳二十多年的改革也就是国家综合改革试验的体现。难道是深圳人不能意识到这点？不是。深层次的原因不难理解，深圳对自己进行改革不自信，而是希望从中央获得各领域改革的明确授权，其目的一则为改革增加权威，二则化解改革失败的风险。

如果不能启动真正的社会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先锋的深圳，它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在未来改革的方向上，无论是深圳上下，还是深圳内外，目前还远远未达成共识。2010年6月，一部名为《喉舌》的纪录片在香港获得国际大奖，但在深圳几乎无人知道。纪录片讲述了深圳媒体人、文化人对一个宽松体制的渴望，但深圳在意识形态上令人窒息的氛围，使得体制内上与下激烈碰撞，官方论述与民间话语各行其道，改革的共识在深圳难以达成。

官方论述的深圳改革史恢弘壮阔，而民间市井对梁湘这样的“蔬菜市长”念念不忘。在改革三十年之际，深圳对于改革和改革者也选择性纪念。深圳市评选三十年三十人的活动中，对深圳改革居功甚伟的梁湘等人竟然没进入候选名单。前广东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策动者和推手，他在80年代曾说：没有梁湘，就没有深圳改革的今天。但是直到今天，梁湘的骨灰还留在广州，不能实现归葬梧桐山的愿望；梁湘的雕像仍被弃置于吉田墓地石料场，而离墓地不远的烈士陵园中却有许宗衡外甥的石雕像……

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避之不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徘徊不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避重就轻……人们难以看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希望，而自下而上的力量仍在打压中顽强地生长。

深圳，变革的力量犹存。

参考：当当网儿童音乐（音像）产品分布2009

分析对象：当当》儿童音乐

1. 产品数量的数据采集于2010年8月25日

2. 2010年上半年热销产品（儿童音乐）数据来自于当当榜

我的定义：供求系数=该子分类品种数/(该子分类Top100品种数×总品种数/100)

我认为供求系数表达了消费者在该分类的选择余地的大小，在分类设置相对均匀时能够反映消费者的时尚特征，同期比较可以反映市场的跟进状况。

以下是当当儿童音乐各子分类产品数量分图：

与2009年的数据相比：

结合去年的分析，故事寓言类和中文童谣儿歌类产品热销，而品种偏少，出版方积极做出回应，2009年到2010年度这两个分类的品种数得到了相应的增加，而且幅度吻合，说明2009年的分析是正确的。

以下是2010年的图：

这里面热销品种数依然是折算到5477个上去。其中故事语言类2009年供求系数是695/1500=0.46,2010年的供求系数是1006/2246=0.45。情况似乎没有什么缓解。

再看看2009和2010的热销绝对数的对比（各自的TOP100）：

胎教音乐类、婴幼儿、少儿歌曲减少的比较明显；

中文童谣/儿歌、故事/寓言、儿童古典有所增加，不甚明显。

同时，按总的品种数，各个分类都在增加，说明儿童音像市场仍然在成长，但从具体分布上有所增减。

接下来我把2009年和2010年的供求系数做了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供求系数增大可以理解为消费者选择余地增加，供求系数减小则相反。由此判断，则可以在供求系数减小的分类上增加同质化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选择欲望，在供求系数基数小的分类上开发具有创新特点的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潜在需求。

孙见坤无非是一个偏科的学生，如果所谓国学上确实优秀，那就坚持下去；

那些复旦大学的教授们如果真的爱才，那就像武汉大学的邹恒甫教授，大胆的收留这个徒弟，为什么一定要交学费、拿学位，在邹老师那里你随便什么身份，对那个专业真正的认真劲儿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何谓国学？

在崇文书城看到《孩子喜欢的好故事（彩云卷）》，这里面的“彩云卷”是很熟悉的一个名字，看看旁边，还有星星卷、太阳卷、月亮卷之类，其实九通早教的产品也用过类似的命名法，比如成长树系列就有这样的编排。

另外，简单一搜，也可以找到很多如此的命名，那么有什么规律呢？

内幕很简单，比如你搜集到了100个故事，做成一册太厚了，就要做成多个分册，但是各个分册之间有没有明显的逻辑上的分类，所以干脆用太阳、星星、月亮这样没有在内容上明显指向的词来区分，实则没有什么含义，也不要去想。

而另外一种命名，比如湖北九通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60年儿童歌曲精选》，几乎囊括了建国60年来所有广为传唱的优秀儿歌，共计260首，一共收录在10张CD中，而这10张CD的小标题则与这组歌曲的主题有关，比如颂祖国、爱亲人、爱校园等等，对于培养孩子的社会性有较明确的指向意义。

所以，前一种方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似乎比搞一二三四卷来的好些，但也仅限于四个分册以内，多了就没法这么用了。

只谈下我个人粗浅的认识，在这方面有待进一步学习。

那个穿喇叭裤的女孩

穿着喇叭裤静静地读书

那个读书的女孩

站在书架前穿着喇叭裤

祝好人一生平安！

身份证、银行卡若干……

有线索者请拨电话189-71269472，如果能把证件退回不胜感激

看了图你估计要心疼，这车在我手上真是被糟蹋，链子稀里哗啦受不了才到网上学了学怎么调节，自己动手，现在总结一下几个关键的技巧：

1. 先看链条的松紧度，变速车的链条不能像一般自行车那样，链条垂下一些，这个关键在于这个六角螺丝①；

2. 然后把后拨跳到4档，一共七档，4档就是中间一档，前拨也调到中间档；

我偷懒，不是图示的6，呵呵，你自己弄吧，然后看飞轮是不是跳到了第4个，从那边数都是第4个；

3. 链条的档位不对，或者转动起来哗啦啦响，就调下图红圈这个地方；4. 然后把后拨调到7档，也就是最快档，这时候链条应该在最小的飞轮上，如果不在，就调第一个图里的H；

5. 然后把后拨调到1档，也就是最慢档，这时候链条应该在最大的飞轮上，如果不在，就调第一个图里的L。

总结完毕，其实我不是按这个顺序搞的，反复弄了好几次，从逻辑上，这个顺序不会让你把这四个螺丝反复调来调去，每个搞一次就行了。

我家有一个开心果，开心果有了开心果的歌！

歌词：

我是一个开心果 开心果 开心果
我是一个开心果 刚发芽
我每天需要阳光 阳光 阳光
我每天需要阳光 它帮助我成长
我是一个开心果 开心果 开心果
我是一个开心果 它帮助我成长
我每天需要空气 空气 空气
我每天需要空气 它帮助我成长
我是一个开心果 开心果 开心果
我是一个开心果 刚发芽
我还要一些雨水 雨水 雨水
我还要一些雨水 它帮助我成长
我是一个开心果 开心果 开心果
我是一个开心果 我已经长大
我是一个开心果 开心果 开心果
我是一个开心果 我已经长大

《开心果》儿童音乐专辑一共编录了10首歌曲：

01开心果
02奶油蛋糕
03七只小猫
04时钟先生
05我的祖国好伟大
06想起妈妈
07小毛虫
08小小蜻蜓，你要去向哪里？
09小小蜘蛛
10跟我来做运动

《开心果》儿童流行音乐的“小毛虫”在这里试听吧：

HappyNut_xiaomaochong

歌词：

我的样子有点奇怪

浑身上下长满小毛

我是一只小小的毛虫

不要被我样子吓坏

我会变成美丽蝴蝶

我是一只小小的毛虫

跟着我 扭啊 扭啊 再转个圈

我是一只小小的毛虫

跟着我 扭啊 扭啊 再转个圈

我现在只是小小的毛虫

我的样子有点奇怪

浑身上下长满小毛

我是一只小小的毛虫

不要被我样子吓坏

我会变成美丽蝴蝶

我是一只小小的毛虫

Let’s go  wiggle wiggle and turn around

我是一只小小的毛虫

Let’s go  wiggle wiggle and turn around

我现在只是小小的毛虫

我把树叶吃得光光

再为自己撘间小房

我不再是小小的毛虫

我在房子里面睡觉

直到一天飞了出来

我不再是只小小的毛虫

跟着我 上啊 下啊 再转个圈

我不再是小小的毛虫

跟着我 上啊 下啊 再转个圈

我不再是只小小的毛虫

我是只蝴蝶咯

我把树叶吃得光光

再为自己撘间小房

我不再是只小小的毛虫

我在房子里面睡觉

直到一天飞了出来

我不再是小小的毛虫

Let’s go up down and turn around

我不再是只小小的毛虫

Let’s go up down and turn around

我不再是只小小的毛虫

我是只蝴蝶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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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死专卖店》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137254/

《八百万种死法》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867064/

《两千三百万种死法》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364334/

《十三亿种死法》还没出版，呵呵

1. 大力鼓吹国学，不管好的坏的，越老越好；

2. 大力提倡过节，不管中的洋的，有节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