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所在的出版集团投资建了一个食堂，大厅内张贴标语云：“低成本经营 高利润服务”（大致意思），我跟一位领导吃饭时指出这标语太实在了，真真是把心里话讲出来。
后来一直想把它拍下来做个纪念，今天早上又看，发现后面一句变成了“高质量服务”，甚为遗憾。
反观开办以来菜价持续攀升，他们倒是一直在践行最初的诺言，作为一个消费者，心中当然有不平。但作为一个纳税人，倒是觉得他们做得有理，我交了税给国家，国家掏钱办国企，国企赚钱，而不是再跟国家要钱，相当于不再跟老百姓要钱，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样一想，心中的疑惑和不平也就消解了。
当沉静下来一个人孤独的体味家庭的温情的时候，乡村变得美丽起来，蓝蓝的天空飘着边缘清晰的云，遍地的绿色如洗。尽管村官无能，镇官无才，县官无德。
想回家的念头由此而生，但是为长久计，又不得不考虑一下回去是个什么状况，一个更加严密的网会罩上来，而且不再能够逃脱，回家，不是归隐，不得归隐。
只有去西藏，那块只要安省就没有太多管束的地方，只是我做不到。像他们——
回归乡村：城市人的不了情 文/小7
先说说两件身边的事：
“生于1984年的范继辉终于下定决心，等到今年的年终奖发完，就逃离北京。”记得在读10年2月的一期《南方人物周刊》时，我正在北京的郊区写书混饭，纠结不堪。范继辉是我大学学长，校报社的前辈，也是我们那一撮曾怀揣着光荣与梦想，立志进入媒体去激扬言论、影响社会的娃们的榜样。他率先混入北京，最后入凤凰工作，让当时还在大学里的我们心生艳羡。不过他终究选择了离开。他在博客中写道：“毕业之后来北京，算来已经两年半了，真是一转眼间。这将近一千个日夜，有梦想，有彷徨，有期待，有失落，更多的却是无奈，这座居大不易的城市，让我所有的努力，都只能悲惨的作为鸡肋的注脚。……我也常常问自己，努力了吗？目标明确吗？成长了吗？生活越来越有意义吗？但我发现，这些问题都难以回答。在城市的高楼之间，车流之中，匆匆擦肩而过身影的背后，刚刚想好的几句话如此荒谬无力，瞬间飘散﹑消逝。”
之所以如此大段引用这位学长的话，是因为他的话真切刺痛了我来北京以后的状态，也可作为在大城市打拼着的年轻人们的心理注脚。现在，他已经回到家乡，在当地政府做公务员，谈了个女友，“平平淡淡、淘米做饭”。
一次和现在我所在单位的同事聊天，聊到她的西藏之旅。她说她在拉萨一家酒吧遇到一对年轻夫妇，这对年轻夫妇就是那家颇具格调，带书店和咖啡厅的酒吧老板。他们的故事让她感慨万千。他们曾经都是上海的白领，从大学恋爱到工作、结婚，虽然婚后彼此收入都很高，但是越发觉得俩人之间变得无话可说，虽无吵架，平静依然，但彼此都再也无法承受这种状态。最后，他们决定离婚，但是当做出这个决定后，又感觉曾经那段美好的感情如此结束太过遗憾和不甘，于是他们在准备签离婚协议书时又决定都辞去工作，去西藏旅行，换一个环境，若还是彼此无话可说就回来真正离婚，算是为这段岌岌可危却难以割舍的感情，做最后一次挽回的努力。在双方家人的极力反对下，二人坚决辞去了工作来到了西藏，令他们惊讶的是，当辞去工作，抛掉压力，逃离喧嚣，回归到一种纯粹而干净的自然时，他们突然间如曾经恋爱般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快乐。最后，他们没有离婚，而是留在了西藏，开了一件小酒吧，“恋爱、旅行、看书、陪客人聊天”。
在写这期稿子时，我就不断地想起这两件事，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在心里流动，宛如一场令人食欲大开但不知如何，或不敢去动筷的盛宴。这两件事的背后，正好对应着两个现在为人熟知的“概念”：前者对应的是“逃离北上广”；后者对应的是“回归自然”的“时尚选择”。
我觉得，不管是媒体所定义的被迫“逃离”，还是主动“回归”，都是一种可见可感可触摸到的“现象”。或许在心灵深处，一些被迫逃离的人，却是以一种主动离开的姿态来掩盖那种会被身边人定义为脆弱和焦灼的表情；一些主动离开的人，反而又以一种被迫逃离的姿态来避开那种会被身边人不解和追问的麻烦。所以，我想在这种姿态和表象背后，确是有一种内在的文化心态和外在的社会原因，在现代社会的重压与时尚定义的姿态下，这种“逃离”也好，“回归”也罢，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和合理的解释。
寻梦
人生在某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寻梦的过程。很多时候，只是年少时的一个偶然的机缘，一个突然的想法，都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人生追求，而这种追求，总带有一种梦想的光荣色彩。雨果曾说过：“有了物质，人才能生存；有了理想，人才能生活。生存与生活有什么不同呢？动物是生存，而人则应该生活。”带着这种理想之梦，我们开始了生活。走在那些高楼林立的大城市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那万千表情之下，隐藏着多少由年少轻狂、宣言立志，到希望渺茫、深埋心底的梦想呢？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梦想似乎都极备“功利性”，当然，这种“功利性”并非单纯指金钱和名利，其中更多包含着的，是那种渴望被别人认可并去影响别人，渴望能证明自己并去指导别人的冲动。于是，挂钩于这种梦想的实现之地，便集中在了一线的都市。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挑战，更广的平台。于是，万千人流，流淌在大城市的各个角落，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梦。这种寻梦的冲动，在人年轻时候，就如一股难以抗拒的潮流，即使是长辈们的担心忧虑、过来人的谆谆告诫，似乎都无法阻止我们寻梦的脚步。正如西班牙作家、诗人塞拉所言：“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是一个仙境。”
但是，当梦想遭遇现实，当沉默代替希望时，经过岁月的打磨、世事的陶熏后，我们开始学会冷静地坐下来，开始习惯去花很长的时间，去回忆，去思考。这是一个心态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临界点，每个人各不相同，但都是一个会经历的人生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此定义为一个人真正“成熟”了，或许可以这样说，但这里所言的“成熟”，其中包含着一种激情减灭、梦想丢失后的“老化”之意。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一个人，在青年追梦的时代，就因为能力和机遇得以实现了他的理想，那么他们那种人生积淀下来的冷静与沉默、思考与回忆，与之相比，是不是不可相提并论？当然，这其中肯定有很大的区别，但究其实质，却有很大的内在统一性和相似性。这种统一和相似集中体现在一个重新“寻梦”的过程。
什么叫“重新寻梦”？简单而言，就是一种“回归意识”。回归意识不代表着放弃年少时期形成的“最初的梦想”，而是在历练人生和观察社会以后，自觉地把原来的目标化理想，转变为一种“心灵的守望”。即，很多的理想和愿望，一来在现实社会里无法去实现；二来，若要实现，就必须放弃那种理想的纯洁性，理想就会变质。在这样的认知中，我们开始在思想上渐趋形成一种浓厚的“回归意识”。这种回归意识，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入世和出世的人生过程中也得以充分地体现。比如陶渊明，青年时期，他亦怀有一种大济苍生、建立功名之志。在其《杂诗》中，我们看到陶渊明写下：“忆我少壮时, 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 蹇翮思远翥。”但其十三年的仕宦生活，使得他目睹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匪夷所思，以至从怀揣理想，抱负远大，直至失望、绝望，最后辞官归田。所以其《杂诗》后面紧接着写道：“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
所以，立足现代社会的个体，一部分人因为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遭遇了现实的压力和挫折而认识到那种艰难而退却，或是由此而重新界定了人生的意义而离开；另一部分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了他的梦想，但是在此之后，他也会认识到成功背后，其实很多是对梦想的妥协，渐渐地只是名利之求，早已与所谓的梦想脱节。而且他们也一直为世俗意思上的成功所拖累，为世人为他制定的种种标准所束缚，他们中的一部分，就更加有一种回归的意识，去逃离那种与梦想脱离的负累，重新去寻求另外一种梦，一种带着最初之理想回归自然、自我品位的梦。
有人会认为，这种回归意识是一种妥协，但我并不赞同。其实，回归意识却是一种反抗。正如塞格林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借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霍尔顿之眼，“以天真无邪的坦率言辞，鞭挞了虚伪、贪污腐化和道德败坏”。最后不愿妥协的霍尔顿回归到自然，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守望者和反抗者。
寻根
来北京后，我也一直有一种飘摇的感觉，不管是在媒体工作，还是自由写稿，总未能体会到一种踏实感。忽略掉那种外在的压力和行业圈内令人失望的现象，我曾和一位友人聊天时谈到这种困惑，那就是一直自以为适合漂泊，从不恋家的我，不知怎么越发有一种难以自明的不安全感。友人说那是因为你走在北京，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而你回来的话，走在街上，你觉得这一切都是你的，因为你太熟悉他们了。当时我听到他这样对我说，心里着实被刺痛了一下，我那晚反复地听着崔健的《假行僧》和王杰的《回家》，在“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和“我不在乎有没有梦里的天堂，握在手中的票根是我唯一的方向”的同样带着忧伤，但反映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的歌词里，我找不到答案，或者说不管哪一种态度，都是答案。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都市被渲染成实现梦想的天堂，被认作是挥洒青春的热土，在这种观念下，造就了一批城市白领、行界精英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农民工、校漂族和蚁族等。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在大都市里拥挤着生活，为自己找到一丝空间，为自己开拓一片天地。庞大的人流和巨大的承载压力，使得都市生活变得麻烦与紧张，在中科院最近公布的中国50城市上班耗时排名中，北京为52分钟，广州为48分钟，上海为47分钟，仅由此就可见，在都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工作生活的压力。在这种长期的“都市情结”中，近几年，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些“逆反”：名校毕业生，放弃选择留在都市还回乡养鸭、卖鸡蛋；越来越多的高收入白领辞去高薪工作回归乡村或选择舒适的小城市安家；大量时尚杂志和商业机构也开始向人们大肆宣传乡村生活的舒适与浪漫。
在媒体对那些选择放弃都市而回归到小城市，回归到乡村的人们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这样选择，除却都市的生活重压外，更有一种浓厚的心灵寻根情结。而这种寻根情结，也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乡村走出来到城市打拼，在异乡漂泊的人们，对家乡的那种依恋。我曾在大学里做过一些相关的社会调查，在和一些农民工聊天时，我发现他们很多都是想回家的，出来打工，多数是被“逼”的，因为种地无法满足家庭生活的开支，最大的开销就是子女读书的费用。他们很多人的打算都是在外挣够了钱就马上回家，对家里的那种自由、怡然抱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在赵本山主演的那部《叶落归根》里，本来近乎荒诞的情结，却使得在外打工的人们热泪盈眶，他们终究是无法割舍那段土地的情缘，因为那是他们的“根”；另一方面，很多从小就生长在都市里的人们，以及很多因为历史原因被迫离开家乡漂泊异国等的人，在中国传统的“寻根”文化下，带动了持续不断的“寻根”潮，在这种寻根的过程中，有些人就被那种家乡的宁静之美、自然之美所震撼，从来未曾在都市体会到的那种舒畅，犹如蜷缩太久以后得以尽情伸展，将他们留在了那里。
不管中国的寻根传统存在着多大争议，也不管寻根文化的某些方面在现代社会开始变质，但立足一个个体，一个主动寻根，回归自然的人而言，我们从来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评判，因为那只是一个人的选择，一个人寻求安宁与踏实的选择。
寻己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手机》，以其突出的现实和讽刺意义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其实，看里面的两个主角：王志文饰演的严守一和陈道明饰演的费墨，都同样地处于一种困境中：那就是找不到自己。在北京文化圈内颇具影响力，在外人眼里非常成功的主持人严守一，和学者费墨，其实都在纠结着自己的心灵。在那些光鲜的荣耀环与混乱的文化圈后，严守一和费墨，最后一个选择了逃避——去爱沙尼亚疗心灵之伤，一个选择了回归——去大学教书。剧中，费墨教授的“我究竟在干些什么？”之问，想必是现在成天忙碌于大都市的人们，经常无奈感慨的自问吧。在《道德的系谱》一书的前言中，尼采说：“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的确，“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音”，但是这并不会阻碍我们一直去“认识自己”。人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即使如哲人所言，我们不可能了解自己，明白自己，但是，如果你没有一种去认识自己的心态，没有一种去反省自我的意识，那么你的人生将会如行尸走肉，毫无意义。此外，从哲学层面回归到现实生活，认识自己却是一种可能，因为在现实生活里，我们的反思和选择，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遵循内心所想，是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飞速的城市化进程、文化让位的经济唯一指标、繁复而多变的观念影响，使得现代人本身就缺乏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反省的意识。在这样的前提下，生活在大城市的喧嚣下，置身于大都市的繁忙里，别说自我认知，就连我们的思想，都不是我们的，而是上级的、媒体的、广告的；被强加的、被赋予的、被接受的。故而，在长期的思想真空和反省缺失下，都市人开始发现自己的存在没有意义，开始需要一个安宁的环境去重塑自己的思想，以抵抗那种极度空虚和无聊的人生状态。于是，他们便逃离都市，回归乡村，寻找一个远离喧嚣、远离世俗纷争、远离磨灭个人独立意识的自由之地，来思考自己、梳理自己，以期充实自己、实现自己。
当然，这种回归，需要建立在个人认识的深入和反抗束缚的勇气之基础上，当你矛盾于大都市的“便捷”（如文化、娱乐场所的完备）与“麻烦”（如交通问题、污染问题等）时，或许你还没有真正认识到那种现代都市的生活状态对人独立意识摧残的实质。
寻梦、寻根、寻己，回归乡村，找回自我，或许是一种渐趋“流行”的趋势。但我们希望，若有一天，为了一个梦想，一份感情，一种自我，不会因为城乡差异而成为一种抉择时，我们的生活才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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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自豆瓣网的同城栏目：http://www.douban.com/location/world/
人数用的是各城市的豆瓣网友数量，采集时间为2010年6月21日14:00，以下图表均采用百万人口为单位。
音乐/演出
音乐演出类活动集中在北京、上海，第二批队的杭州、广州、成都、深圳、西安、武汉、郑州等城市与其有一定差距。
展览
展览类活动集中在上海、北京两个城市，与第二批队差距拉开较大。估计展览这活和政治、金融的关联度较高。
电影
电影类活动以北京最为活跃，其他城市相对均衡，电影放映受场地和受众限制较小。有个厅，有个投影就可以放盗版碟了。
讲座/沙龙
讲座/沙龙类活动以上海、北京最为活跃，与第二批队城市拉开较大差距。比较奇怪的是武汉、西安、南京等作为高校云集的城市竟然如此的落后，是不是因为高校开放性不足呢？
戏剧/曲艺
戏剧/曲艺类活动以北京、上海、杭州、广州较为活跃，其他城市明显较差。与电影类活动形成强烈对比，喜欢现场演出的还是去北京上海吧。
生活/聚会
生活/聚会类活动以上海最为活跃，大概这里生活节奏较快，单身小青年们比较喜欢开放性的社会交往吧。
体育
体育类活动相对比较均衡，但也可以看出大致和经济发展程度有一定关系。
旅行
旅行类活动集中于上海、北京、深圳这类人员流动较大的城市。深圳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
公益
公益类活动没啥好说的，只一句：武汉真的太差了！
总结一句，如此的情况，不去北京上海又去哪里呢？！
按：昨天（2010年6月18日）在东湖滨湖大厦开了 “文化湖北”音像精品工程·土家歌舞 选题研讨会，与会相关专家有：国家一级作曲、音乐评论家黄中骏，国家一级作曲、省音协驻会副主席方石，国家一级导演、词作家贺沛轩，国家一级作家、市作协副主席田天，武汉音乐学院舞蹈教授柳雅青，长阳资丘民族文化馆馆长田玉成，湖北民族歌舞团团长刘锵，湖北社科院楚文化研究员张硕等，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文化厅、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讨论。省新闻出版局出版管理处处长胡伟主持会议，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马莉作总结发言。与会人员对会议的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研讨气氛自始至终热烈。会议对 “文化湖北”音像精品工程的立意和整体框架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做了进一步的深化论证，对土家歌舞的创作和整体运作展开了充分讨论。会议取得多方面积极成果。现将项目简介放在博客上，希望得到批评和建议。
“文化湖北”音像精品工程是由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直接组织和策划的大型文化音像精品出版项目。省新闻出版局委托九通电子音像出版社牵头，意在谋求全省相关文化、广电、研究机构、大专院校、演出团体以及音像出版单位广泛参与，集中全省优势资源，共同完成这一公益性的文化建设工程。
该项目选择湖北独有的，同时又足以跻身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的文化现象及艺术形式，进行有序开掘、系统整理和完美呈现，打造高水平的文化音像精品，以展示湖北作为文化大省的深厚文化底蕴及其神奇魅力，为塑造“文化湖北”新形象、建设文化强省添砖加瓦。
该项目题材选取要求具有独特性，素材要求原汁原味原生态，创作班底要求全国一流，作品整体要求立意高，开掘深，简约而深邃，大气而恢宏，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
该项目以数字化出版技术为支撑，立足立体化开发和传播，以电视、网络、图书、音像制品为具体传播载体，以音像精品（视音频艺术）为最终呈现形态，力图通过艺术审美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湖北，了解湖北，认识湖北，也让湖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该项目为十二五规划项目，在容量控制和时间安排上有一定的开放性。在项目容量上初步安排14个选题，随着深度策划和项目的全面推进会有一些增删取舍。在时间安排上，算上2010年，我们最多可以用六年时间全力打造这个项目。我们对这个项目的定位不是获奖，而是观众喜爱的音像精品；不是短期的形象工程，而是长久的建设性文化工程。
下面是初步安排的14个选题，选题目录为暂定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选题内容和作品名称都会有调整。
1、原生态的魅力——土家歌舞采风（电视片、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2、大美黄梅——黄梅戏溯源与审美鉴赏（电视片、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3、叩问武当：解读神秘的武当道教音乐（电视片、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4、对话武当：揭秘神奇的武当道教武术（电视片、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5、游走“江”“湖”——荆楚民俗采风（电视片、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6、我的斑马（方言谐音）的武汉——两江三镇民俗趣谈
（电视片、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7、大江歌罢掉头东——武汉工业文明巡礼（电视片、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8、沧桑之旅——武汉的桥（电视片、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9、沧桑之旅——三峡，三峡（电视片、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10、湖北获国家级大奖歌曲集成（电视讲座、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11、荆楚经典戏剧集成（电视讲座、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12 .荆楚经典说唱艺术集成（电视讲座、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13、湖北非物质文化遗产集成（电视讲座、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14、湖北馆藏文物集成（电视讲座、网络视频、音像、图书）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2849a30100k1gl.html（项目牵头单位负责人，九通社社长：袁定坤）
您的文章《解读《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已被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2010年6月9日 20:08
同名文章首先在sincebirth.space发表，后来同步到新浪博客去的，看到这个消息很惊讶，我回来看看自己的文字，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违禁的地方。有个独立博客也并非万一，但至少网监同志会通过托管商发个通知，让俺们自行删帖吧。
他自称波波，谷歌查他的名字直接被reset，而我相信百度是找不到他的信息的。幸好他已近在新浪开了博客，来近距离接触他期待的中国的小朋友们成为他的fans，或者说成为他的儿童流行歌曲的fans，他更希望每年六一感叹孩子无新歌可唱的历史不再继续，有更多的朋友来和他一起创作。
虽然很喜欢用谷歌，也很喜欢它的Chrome，但这不代表Chrome就是完美的，一个产品不能只考虑自己内部的协调，也要考虑跟其他应用的协调。
我遇到的难题就是当我开了4个QQ，而且依次排列在屏幕上方自动隐藏时，Chrome置顶的标签栏与QQ的触发如此的接近，以至于让我烦躁。我想把书签栏跟标签栏换个位置，却没有找到便捷的方法。只好暂时不要最大化，让Chrome离屏幕的边缘远一些，这是多么悲剧的事情。
提起流行音乐，大家首先联想到的是成人世界中的爱恨情仇。不是吗？流行歌曲永远是爱情为主打，偶尔串联一下乡愁，亲情，感恩，反叛之类题材。流行音乐是十几岁的人听，二十几岁的人唱，三十几岁的人制做，四十几岁的人策划，好像从头到尾和几岁的儿童没关系。如果哪个幼童哼几句流行歌曲，大人的反应一般是：嘿，这孩子早熟。
真是孩子早熟吗？下这个结论之前我们是不是该想一想孩子为什么要唱流行歌曲？
记得十几年前，当台湾“小魔女”范晓萱以清纯脱俗的形象，嗲气俏皮的嗓音唱出“健康歌”和“我爱洗澡”时，华夏大地为之着迷的不是青春少年，而是几岁的儿童，幼儿园里到处有孩子们“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的身影。虽然范晓萱的歌其实并不是为几岁的儿童作的，但她无意中受到了儿童的热捧，她的歌成了儿童的流行歌曲，甚至至今还在幼儿园的歌舞表演中经常出现。
为什么“小魔女”会在儿童中间“无心插柳柳成荫”？范晓萱成功的天时是国内近二三十年来的儿歌创作的疲软，人们耳熟能详的儿歌依然是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如“春天在哪里？”，“小燕子”之类。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的晚会上，儿童歌曲的表演是一首老得有点掉牙“娃哈哈”， 尽管它不够时尚，不够体现现代中国的气质，但国庆表演中非它莫属，因为八十年代后有几首歌颂祖国的儿歌？歌颂祖国的儿歌有超过“娃哈哈”的吗？
改革开放后，与儿歌创作疲软相对应的是成人流行音乐的繁荣，八十年代港台流行歌曲率先登陆中国大陆，随之是欧美流行音乐的跟进。九十年代后，随着电视，手机，电脑等各种传播媒体在中国家庭中的普及，流行音乐渗入社会各个角落，也渗入儿童的视听范围中，儿童以其敏锐的视听触觉捕捉到流行音乐的动感节奏和充满韵律的旋律变化，经过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他们对流行歌曲有了很高的认同感，虽然对歌词含义不理解，但他们就喜欢唱“月亮之上”（这个歌名我不确定）；虽然讲话还讲不清楚，但他们却挑战自己去Rap“双节棍”。经过成人流行音乐洗礼的新生代儿童已经越来越不满足老师教的“有益”的儿歌了，所以当成人流行歌中突然出现能够让他们唱的歌曲，他们必然像发现至宝一样揪住不放，所以一首老得“晃牙”的“健康歌”能在儿童中间红这么年！
当中国的音乐家和教育者为儿童应不应该听流行歌曲，唱流行歌曲争论不休的时候，西方的流行音乐家和幼儿教育者早已联袂打造出繁荣的儿童流行音乐圈。他们将流行音乐的摇滚、爵士、Rap等元素加入儿童歌曲，创作出一大批朗朗上口，广为传唱的儿童流行歌曲 （因版权所限，这些歌难以传到中国，中国儿童听到的多是无版权限制经典英文儿歌）。西方新型的儿童流行歌曲在旋律和节奏上与成人歌曲无异，而且也由成人来唱（像范晓萱一样），但歌词却是百之百的儿童趣味，比“健康歌”更儿童化。这些歌曲在西方幼儿园和小校的教学文艺活动中广为传唱运用，它们满足了现代儿童的音乐需求，引导他们唱健康的儿童流行歌曲，从而有效地制止了他们去跟唱那些不适合他们年龄的成人流行歌曲。西方音乐家和教育工作者这个领域的做法非常成功，成功得让人禁不住要“盗版复制”。
作为一个在中国和西方国家（澳大利亚）从事多年幼儿教育工作的老师，我对中西方儿童音乐的创作方法和歌曲特点有着深刻的体会，当我在澳洲幼儿园里看着孩子们听着自己喜爱的流行歌曲，并跟着手舞足蹈的时候，我多么希望中国也有更多的儿歌能这样充满时代的气息，能这样激发孩子们发自心底的热情，让孩子们歌而不足以示其乐，必跃之，舞之！
带着对中国儿童歌曲发展的关注和热爱，带着尝试西方教育家、音乐家联合的做法，我和澳大利亚的顶尖儿童流行乐队“Flower Pot Gang”合作为中国儿童写了十首中西音乐元素合璧的儿童流行歌曲。“Flower Pot Gang”是澳大利亚最儿童流行音乐组合之一，他们的专辑曾在1999年创下澳洲儿歌专辑最旺的销售量记录。由“Flower Pot Gang”作曲，我作词的儿歌专辑“开心果－开心就在此刻”是一张既时尚动感又健康有益的儿童流行歌曲专辑，与传统儿歌有非常大的区别，我由衷期望这些风格新颖的歌曲能够为中国儿童和家长带来一份异样的惊喜。
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儿童应不应该有自己的流行音乐？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换成“儿童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歌星和演唱会？”
昨晚回家路上有这么一点顿悟，但是显然不用我来写，自然有明白人和有良心的人指出来，请看：
农产品涨价，”炒菜团”是不是通货膨胀的替罪羊？
作者：五岳散人 2010-05-28 10:58 华商网
最近一段时间，“伟大”的晋惠帝曾经问过的“何不食肉糜”得到了解答：菜价太贵，我们已经开始吃肉了！这件事大概是从大蒜涨价开始的，最近绿豆也涨价才被人大量关注，然后发现不但是这两种，农产品涨价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玉米稳步上扬、花椒涨了五成，棉花已经到了历史最高价———当然，每天去菜市场买菜的老百姓是早知道了，也对这种现象有自己的判断与说法。
一片涨声中，官方是怎么判断这样的涨价的？《武汉晚报》采访的专家说：“一旦被游资恶意炒作，价格疯狂上涨，会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带来大规模的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扬。而农产品一般属基本性产品，它的上涨有很大的放大效应，极易导致我国整体价格失控，引发通货膨胀。”而另一位专家认为，投机商通过囤货获取大量的暴利，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被动接受涨价的现实，价格剧烈波动对目前我国分散的小农户极不利，这样的农产品流通方式也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稳定农产品价格意义重大，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不能放任。比如应加强对游资的监控，对恶意炒作进行打击，等等。
两位专家这是把农产品的涨价归罪于投机商以及游资了，因为他们炒作农产品，又因为农产品是基本性产品，要是任由这帮奸商炒作下去，不但破坏经济发展，还会引发大规模的通胀——— 看到这里，觉得那个被取消的“投机倒把罪”真是应该恢复，免得奸商们如此猖狂。
但这话真是听着耳熟。记得早在房价开始疯涨的时候，就有专家出来说，这是温州太太炒房团的功绩。现在大概是不会这么说了，因为经过几轮的舆论努力，房价上涨背后的原因已经路人皆知，地方政府卖地财政才是主因。这个奸商炒作农产品也是有此味道的一种说法。
是不是就没有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呢？这个肯定是不好说的，什么时代都有商人，商人总是求利的阶层，看到某种产品市场涨价的预期很高，估计囤货的心理是有的。但这种行为只是结果，农产品市场广大、产量高、保存周期短，如果不是简单的、短期的涨价预期，这种囤货因为风险的缘故，是不会出现的。
既然奸商们的行为只是结果，那么什么才是原因？我认为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货膨胀不会是农产品涨价引发的，而农产品涨价不过是个结果，通胀与农产品涨价最多是个相互促进的作用。实际上通胀早就开始，不过是因为那之前都是隐性的通胀，反映到农产品上有个延迟的效应罢了。
专家说农产品是基本性产品，实际上在国民经济的运行当中，基本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更基本的油价就一直在涨，运输的成本增加，自然也会造成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把通胀归结到奸商以及农产品上，避而不谈更深层次的原因，很难说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现在可以说说我等老百姓是怎么想的了。作为一个略懂市场经济、受过基本教育的人，在这两年的经济刺激方案实施当中，我觉得通胀是必然会来的事儿。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同时的“副作用”，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某些群体的商业活动中。他们成了替罪羊不要紧，最后通胀的苦果还不是要我们买单？买单也就罢了，如果连始作俑者都弄错，这可真就成了迷迷糊糊的冤大头了。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05/28/content_12339612.htm
我作为同样受过伟大祖国基本教育和略懂经济学的人，包括我的舅舅，一个曾经做过粮商的人，早在若干年前就已经预测2010年粮价，现在看来，是非常准确的，这个通货膨胀率没有那么神奇，政策只能把价格压制一时，总有机会弹上来就下不去。
关键是，别的都在合理的涨，工资不涨，那么是不是广泛的BG也在潜行呢？反正邪恶的西方媒体已经这么报道了，而且被我看到了。
我的快乐在简单之间
这个床垫是从湖滨搬过来的，合算了一下，找个车，起步就40，我花了36买了个小拖车，用锁连在折叠车后架上，费了半天劲也给拖回来了。第二趟是床底，两个箱子拼的，摞在小拖车上还比较好，骑着回来的，可惜着急没等照相，遗憾！
说实话，天是真热，一动就是一身汗，不知道武大还有没有第二个人这么干了，想起大一大二一个人头顶着跟床垫大小差不多的展板在校内四处游走，得来的眼光几无二致，只是我已不再那么年轻。
